七彩云南 云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，比中原地区要晚很多。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，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。
古滇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，用巧夺天工的冶炼、铸造技术，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，熔铸成一件件青铜艺术杰作。从农业、畜牧业、纺织业、祭祀、葬俗等不同侧面，展现了战国末期到东汉初期这一历史阶段，滇国贵族的战争、生活、生产等活动。
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馆长李红成认为，李家山青铜文化虽然晚出，却是中国青铜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，也是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、不可复制的个案。
古代云南何以产生如此辉煌璀璨的青铜文化？主要原因是云南具备丰富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云南至今仍是我国铜、锡矿主要产区。云南产铜、锡、铅的记载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俞元怀山出铜。”“律高西石空山出锡……出银、出铅。”“贲古北采山出锡……出银、出铅。”
按《新纂云南通志·地理志》的解释，西汉俞元在今天的澄江、江川和玉溪一带；西汉律高在今天的通海一带；西汉贲古在今天的蒙自、个旧和峨山一带。
考古调查资料表明，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，直至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迹、遗址、墓葬等，在江川都有发现，它们分布于抚仙湖、星云湖湖滨周边的台地、坡地和小山上。
从春秋、战国至东汉初期约500年的历史时期，江川境内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——江川的青铜文化，自始至终贯穿古滇国的建立、鼎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。辉煌灿烂的李家山青铜文化，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。
李家山出土青铜器：剽牛祭祀铜扣饰
惊喜不断，疑问连连
“牛虎铜案”，巨角前伸的大牛，用厚实的身躯抵御老虎，保护着身下的小牛；虎牛鹿贮贝器，同样能看到牛与虎，只是这次追逐的是三头鹿；猛虎袭牛铜枕，同样不能少了牛和虎，恬静、迅猛；立牛葫芦笙，古老的声音依旧在山野间回荡。
还有五牛铜线盒、立鹿铜针筒……古老的纺织，千百年间保持着历史的色彩。
它们，都来自云南玉溪李家山。
时光依然停在了1972年的春夏之交，星云湖畔的李家山上，那年的春风依然猎猎、依然干燥，依然吹得考古队员脸上起了些微褶皱。
那一年，考古队员们探方确定的27座古墓，依然在进行紧张的田野考古……
“尽管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，然而大家依旧兴高采烈，前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各种器物，让大家信心百倍。大家开玩笑说，一定抱它个‘大金娃娃’。”
——这是李家山古墓群考古领队张增祺，在当年的考古日记中的一段话。
一语成谶，他们果然挖到一个“娃娃”。
铜鱼杖头饰
1972年4月，当发掘推进到M18号墓时，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，发现填土中有一处不同。
这次与众不同的发现，出现在了张增祺当晚的日记中。
“墓内随葬品中，有一件女俑杖头铜饰。我们在墓坑中先将其头部清出，见其长发披肩，随口说：‘啊！这还是个女的。’岂知，在墓口看热闹的群众一听说是个女的，便到处哄传。”
发丝低垂，披在后背上，耳环甚至比耳朵还要大；左手置于胸前，右手放在膝部，踞坐在一面铜鼓上——这，就是传言里那个俏生生的姑娘，不过她却是青铜铸造而成。
“挖出女娃娃”的消息，很快从墓坑传到了山下；口口相传中，细节在老百姓的传言中走样了。
于是，考古现场再次聚集了很多老百姓，他们都要来看个稀奇。后面的一些谣传就更加玄乎了，说考古队在山上挖出了一个俏生生的姑娘……
后来，考古学家终于给这个“女娃娃”起了一个专业的名字——女俑杖头铜饰。
权杖代表着权力，女俑就是权杖上的装饰。在古滇国，这位墓主人应该拥有不小的权力。
女俑杖头铜饰的发现，让考古队员兴奋异常，可接下来的发掘却着实难坏了他们。
M24号墓葬，清理中，队员们发现土层中出现了一排细碎的圆点，其实是一颗颗小圆珠。
相对于大件小件的青铜器，这些小圆珠的清理相对困难。因为小珠下葬时是串起来的人，年深日久，串珠子的丝线等腐朽后，就散开落在土层中，所以清理比较缓慢。
在清理这些小珠子的过程中，考古队员们心里也有个疑问：墓葬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珠子？它们是什么？
考古工作中，越是小的文物，清理越要仔细；因为细微的移动，都可能造成最后的误判。
当时，每一颗小珠子在什么地方，一定要准确记录。不然，将来就很难复原，很难复原它在墓地是一个什么状况？作为第一手资料，考古现场的数据是研究的基础。
记录完成，提取开始。
李家山出土的“珠被”
因为小珠子太小了，有些把土清理掉以后，考古队员们还要求群众再筛一次。褪去泥土，清理之后，这些不起眼的小珠子，竟然散发出不同的光泽——这些小珠子有绿松石，有玛瑙，虽然当年串联的丝线已经腐朽，但它们却依旧保持着一条条弧线的形状。
珠子有大的有小的，数量很多。
仔细看，珠子的直径最多只有3毫米，甚至还不足2毫米，有些穿孔已经被泥土堵住。从材质看，有玉石、玛瑙、绿松石、琉璃……它们原本的样子是什么？应该是一条丝线串起的无数珍宝。
是项链？还是腰带？为什么会出土这么多条珠串？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呢？
在实验室里，这些五颜六色的珠子被还原——串珠成串，连串成面。
这其实是一床被子，一床由多彩珠宝穿成的“被子”。
它的真正名字叫“珠被”。在古代，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葬俗，从中原到西南也是一脉相承。
当时，这些小珠子就放在墓主人前胸的部位，应该是覆盖在身上的。2000年前，能够拥有这么多珠子做成“珠被”下葬的墓主人，身份一定非同小可。
墓主人的骸骨，虽然已经腐朽；但这些珍宝，足以彰显他生前的富庶，以及无与伦比的地位。
李家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，也越来越精彩了。
工艺先进 镂刻精致
时间，不一定能证明许多东西，但一定会看透许多东西。
在考古中，不管是田野考古、抢救性考古还是实验室考古，都是希望通过墓葬中保留或者残留的文物，还原某一段历史的真实——
1972年李家山考古出土的文物中，国家一级文物和二级文物很多，因此云南省博物馆对其进行了严密科学的保护。
参观的人，可以隔着玻璃去感受古滇国的神秘。
人们有时会在一些器物前驻足，揣测着这些器物在2000年前的用途；遥想着在那个年代里，祖先们的生活日常。
这些器形不大，也并不精致，只是它们的造型特别怪异——有的像没有毛的大号牙刷；有的像一个大大的工字；有的就是一个装饰简单的铜片。
其实，然而对于这些器物的困惑，早在5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……
当年，出土的一些器物无法判断用途，定名也只能暂时依据形状命名；这既不利于后续的研究，也让负责发掘的考古队员十分着急。
但是，那年春天的考古发掘依然在继续——
很快，M11号墓出现了这样一件器物——这件器物的顶部是一只站立的雄鹿，回首张望。
当时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器物很有意思。大家虽然不知道这个器物叫什么名字，用途是什么？但轻轻摇晃一下，恍惚感觉器物里传来一些响动和声音。
奇怪的声音来自器物下部，考古队员意识到：圆柱形的铜柱内，可能暗藏玄机。
等轻轻打开这个器物，看到里面装着打磨的骨针，大家就明白了——原来这是古人装针的针筒，是青铜铸造的针筒。
惊叹之余，大家就在感叹：这个墓葬的主人，想必是一位古滇国的妇人，针筒是她生前的随身之物。
顿时，考古队员来了兴趣，有针就肯定有线，那么能不能在墓葬中找到当年的“线”呢？
很快，一件特殊的青铜器出现了——盖子上立着四头小牛，一头大牛；向前伸出的犄角，表示着它们的雄壮。
开始，大家一致认为像这个器物可能是装海贝。因为这种盒子，一般好像里边应该是装海贝的。
然而，预想的结果却不是这样。
器物在考古现场出土时，好像还可以打开一点。队员们尝试着慢慢搓开了一点，里面是蓝颜色的，绿颜色的，一条条绕起来的放在里边，而且颜色非常鲜艳——所有的一切证明，这就是古人的线盒了。
“抓紧盖上，不要接触空气——”在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提醒下，大家抓紧盖上盖子，将这个“线盒”密封起来。
因为，盒子里有机质的丝线并未腐朽，甚至还保留着原本的色彩。但一旦接触空气和阳光，就可能立即腐朽，化为飞灰，造成不可逆转的考古损失。
而针和线的出现，也彻底解开了困扰已久的谜团。
事实上，这组奇怪的青铜器，是一件古老的织布机——织布机的样式和原理，和现在云南少数民族用的相对古老的织布机差不多。
穿什么？怎么穿？今天的我们，对此很在意；而古滇国的先民们，同样也很在意。
在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的“纺织场面铜贮贝器”，高达47.5厘米，器盖上铸十人组成的纺织场面——其中，6位纺织娘沿边坐成半圆圈，正在纺织劳作。一位很高大的女性贵族端坐中央，一人捧食盒跪其左侧，一人执伞跪其后方，一人跪其前方。
因中央的女性外形采用了鎏金，让人一眼就明白她的地位显赫。
这些青铜文物，代表了古滇国极高的青铜铸造工艺——
另一件出土于69号墓东汉时期的“鎏金鼓形器座”，高9.5厘米，通体鎏金。业内专家称，这是在全世界各国收藏的几百面铜鼓中，唯一的一件鎏金铜鼓，可称稀世孤品。
鎏金鼓形器座
而13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“虫兽纹铜臂甲”，高21.7厘米，厚度不到1毫米。这是滇国贵族作战时的防护装备。这件臂甲镂刻纹路细如发丝，刻有虎、豹、鹿、猴、蜥蜴、鸡、蜈蚣、鱼、虾、蜜蜂等10多种动物。
有趣的是，这些小动物竟组成了一条食物链。
这件青铜臂甲，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镂刻工艺的最高水平。
出土于68号墓的“错金银镖”，是一件同时用错金和错银特种工艺来装饰的青铜器，非常珍贵和罕见。
专家介绍，古滇国青铜器的主要成分是铜、锡、铅，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。其特种工艺，主要有线刻工艺、金银错工艺、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。合金比例和精度都达到相当高度，并采用先进的分铸、整体焊接及利于制作精度较高的失蜡法铸造工艺。
这表明，古滇国的工匠们，对青铜合金和特种工艺，已有较准确的认识并能熟练应用。
古滇国青铜器中，有没有镀锡工艺存在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里的展品，进行金属成分分析后认为：铜二牛扣饰、铜贮贝器、蛇形镂空器、熏炉、鎏金铜腿甲、跪鼓铜俑，是镀锡工艺文物。
闻铜而来，却非“同行”
当年，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动物很多，但牛几乎每座墓都有。
为了准确记录这些牛，第一次参加考古工作的张永康，却犯了难。
当时，张永康怎么画，也画不像这个铜牛，急的嘴角都起泡了。后来，还是孙太初过来帮他修改了一下。他在旁边看着，孙太初画牛头时，笔尖在纸上转了一个弯，类似一个U形。这“牛”马上就看着活泛了。“得，以后我也这样画就是了。”张永康学了“一招”，喜不自禁。
随着墓葬清理的深入，挖出来的“牛”越来越多了。这时，M24号墓坑中出现了一只“小牛”。
现在，不管是挖出“大牛”还是“小牛”，大家已经不奇怪了；但奇怪的是，“小牛”身下的器物，却吸引了张增祺的注意，
M2出现的这段小插曲，后来出现在了他的日记中——“4号墓有很多牛，大牛我们发现了牛虎铜案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件很小的牛……”
“小牛”是站立在一个圆滚滚的青铜器上。小牛身下的青铜器，不像是兵器，也不像是农具。
“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，演奏时都还在用葫芦笙。‘小牛’踩着的这个物件，咋看着像是葫芦笙啊！”就在众人不解时，一直研究云南民俗的王大道，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。
葫芦笙，作为西南边陲最早的演奏乐器，早在商周时期，就有的匏类乐器。从中原一路传到了西南民族地区。
李家山出土青铜器：铜葫芦笙
目前，曾经流行的乐器葫芦笙等，已经被列入国家非遗项目，需要国家的保护才能继续传承。现实中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当地的钟安六、钟真付父子，也没有让这种古老的声音消失。
今天新作的葫芦笙，与M24号墓出土的铜葫芦笙，还能看到相似的影子。只是，经过千百年的埋葬，墓葬中的笙管早已腐朽，只留下原本的孔位。
在葫芦笙上，站立着一只装饰性的小牛，或许这是古滇人的信仰；
又或许，假设葫芦笙换成了青铜，丝竹声中会多一些金属的铿锵。
时光的流逝，变成了一种叫做回忆的东西。
在李家山的山顶，钟安六、钟真付父子再次吹奏起葫芦笙。古老的音乐在山顶悠然响起，一千八百多年来，或许这是第一次……
多年以后，谁还记得：这个世界，谁来过……考古的意思，就在于能通过古人遗留在墓葬中的微弱痕迹，还原当年的历史，还原那个年代古人的生活场景、风俗习惯和历史人文。通过历史淡化的烟云，追寻古老的信息。
当年，考古工作一般要持续到天黑才收工。
吃过晚饭后，由于惦记着墓葬里来不及提取的器物，5名考古队员还常常结伴上山巡视一遍。
有次巡视过程中的一幕，多年以后依然令人难忘。
那天晚上，几个考古队员结伴再回去考古现场去看看。结果，就看见墓坑里，一个人影影绰绰地站在没提取出来的一个铜鼓上。
荒郊野外，半夜三更，古墓森然，除了考古队员，一般的老百姓哪有胆量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还出现在古墓群里，居然还能镇定地站在一个铜鼓上。
“干什么的？下来——”
听到几个队员的喊声，铜鼓上的黑影跳下来了，不慌不忙地径直朝他们走来。
“我是昆明东川铜矿的，也是挖铜的，说起来咱们也算是同行。听说你们这里也有铜，一起挖，一起发财……”“去——去，哪儿跟哪儿啊！我们是在考古，出土的是青铜器，和你们东川的铜矿不是一码……”
大家哭笑不得，在磨了一番嘴皮子后，查看确定了墓葬坑里未提取的文物并未丢失，才喊那人滚蛋了。令大家啼笑皆非的是，大家喊他从墓坑里上去时，那人还嘟囔着“不要发火嘛”。
文物多暴露一天，就多一天危险。
那次夜巡虽是虚惊一场，没有遇到盗墓贼，但5名考古队员也意识到，必须加快考古清理力度，不能出现什么纰漏。
为安全起见，考古队的5个人就分成两班。一班晚上回去山下的老百姓家休息；另外一班就在山顶搭了小帐篷，日夜守护着文物安全。
就这样，考古队员把“家”从李家山下的村子里，搬到了考古现场，他们离真正的家，更远了。（未完待续）（文/张密 白帅 秦茜 图/玉溪市委宣传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