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云南 “说什么学韩信命丧未央，站宫门听老夫改说一桩：先王爷怎比得汉高皇上，龙国太怎比得吕后皇娘；李良贼怎比得萧何丞相，大人怎比三齐王……”解放初期，在老昆明拥挤的珠玑街珠玑茶室里，一位滇剧票友一气把《顶本》、《夸将》、《进宫》三出铜锤大面唱功重头戏唱完，这在滇剧界是很罕见的。他的嗓音越唱越明亮，获得了观众的满堂彩。
“他噪音虽略带沙哑，但能越唱越铁，真不愧为‘昆明滇剧四大名票’之首，也被大家誉为‘乌云遮月的铁沙嗓’。”那位被观众赞誉的滇剧名票叫明文礼，唱完后的他连连向观众致谢。此时，在茶室拥挤的人群里，一个瘦小的孩子敬佩地望着人群中间的明文礼，心里给自己鼓劲：“我啥时候才能唱的像老爹这样好啊？”
60多年后，已经70岁的明震玉在参加2016年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时，在丘北谈起了儿时那段抹不去的记忆。从梨园世家里走出来的他，如今也早已如愿成为滇剧的顶梁柱。
“滇剧第一铜锤”
滇剧是云南的地方戏曲。早在清光绪时期，滇剧就以昆明为中心向各州县发展。昆明地区的城镇农村，季节性的业余滇剧演出组织纷纷建立。如牛街庄、马村等地都出现过乡班子，有的还进行长年演出。昆明城区的滇班先后有泰洪、福寿、福升、庆寿、永庆、钰全、荣华、富贵8班。清宣统二年（1910)，昆明滇班改为戏园，1921年，“滇剧’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《共和滇报》上。
1941年1月29日，日机四批28架轰炸昆明，新滇戏院受波及停演，修复后改由京剧演员主持后台，滇剧失去了演出场所，演员只能到专州县搭班或在昆明茶馆清唱。期间，滇戏一般只是一些专业或业余滇剧演员在茶馆里清唱。1948年，光华街茶室开始彩排滇戏，著名滇剧演员碧金玉、周锦堂、哈咏天等都在这里登台演出。1956年，宝善街摊贩市场设立围鼓茶室，清唱滇戏……
那时的演出非常灵活，没有条框限制，艺人张口就能唱。滇戏班子遍布全省各县，其中的玉溪、通海、大理、永胜等地尤为热闹，被称为“滇戏窝子”。
1913年出生的明文礼原名明有福，腾冲人，滇剧净角演员，初时习生。他崇拜名净李文明的演唱艺术，遂更名明文礼，暗以李为楷模，并在刘寿山老艺人的帮助下刻苦钻研，终于崭露头角于业余滇剧界。当李文明得知业余滇剧界有与自己姓名相反的明文礼时，就专程去听他的演唱，认他为徒。明文礼从师后，声誉日增，居“昆明滇剧四大名票“之首。
同时，他是昆明滇剧业余工作者联合会创始人之一，热心发展滇剧事业，积极参加演出活动。建国后为支援国家发行“胜利公债”，支援丽江地震灾区，他热情组织参加募捐演出。常受聘于专业剧团、业余茶室和各种会议演出，不取报酬。在调到玉溪专区滇剧团后，陆续排演了很多剧目，塑造了老工人、老石匠、老农民、老支书等人物形象。 他对待艺术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有句口头禅：“唱戏不淌汗，唱死无人看。”
明文礼嗓音洪亮浑厚，气息控制得当，注重吐字运腔。他常说：“唱戏就是要让观众听懂，只能腔就字，不能字就腔，而且灌腔要满，行腔要缓，快时清楚，慢时婉转。高腔，要有万钧之力；低腔，要有千里之功。”在唱腔上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1962年省文化局领导来玉溪，在观看了《八件衣》的演出后，彭华副局长称赞他是“滇剧第一铜锤”。由于他热心于滇剧艺术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1964年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观摩代表，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……
昆明的珠玑街，南起长春路（东大门），北至敷润桥（小东门），长1公里。这里在明清时期被称为“敷泽铺”，曾为猪羊等家畜的交易集市。清咸丰七年（公元1857年），清政府改名为“猪集棚子”继而改为“猪集街”，1944年改为珠玑街。
很小的时候，明震玉就在珠玑街和附近的各个茶室里转悠。这里的不少茶馆里，有很多滇剧票友做小规模的演出。自幼耳濡目染，让他对滇剧有着浓厚的爱好。能像父亲那样成为滇剧名角，也一直是他的梦想。
抹不去的童年记忆
解放后，明文礼被调到玉溪专区滇剧团后，因为工作忙很少回家，明震玉就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后来，母亲病逝，还在读小学的他就开始吃“百家饭”，饥一顿饱一顿地凑合着。
12岁那年的暑假，他去玉溪看望父亲，得知玉溪专区滇剧团招收“团带班”学员，他第一次提出了想做剧团的学员。之所以有这个想法，一是因为自小对滇剧的爱好，另外就是他实在不想自己在昆明吃“百家饭”了，想和父亲待在一起。
望着他倔强的眼神，明文礼答应了，从此，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明震玉就成为玉溪专区滇剧团的第一批“团带班”学员。
当时，虽然明震玉成为了剧团的学员，还不能算是正式员工，每月只有11元的生活费。“那时候，住在剧团里，但吃饭要跑到街道食堂搭伙，每月要交9元的生活费。”虽然每月剩不下什么钱，但毕竟能用自己的钱照顾自己了，明震玉非常开心。在当时的五六十年代，像他这么打的孩子能自食其力，也就很不容易了。
随后的几年里，明震玉的工资也涨到了15元、18元。他的饭量在不断增大，滇剧基本功也在一步步扎实起来。那时候，这些“团带班”的学员还没资格上台演出，每天的任务就是下腰、练嗓，学习唱念做打的基本功。没事的时候，就趴在台角看演员们的演出，嘴里哼唧着强调，手脚还瞎比划着。一旦碍到那个人了，还一把被扒拉到一边去，没奈何，这帮小学员们再去找个台角扒着看。
除了一天三次的练功外，一帮孩子们还去当时玉溪城区的高地去练功。当时那里是一个山坡，还有不少树木，是练功的好地方。之后的很多年，那里成了聂耳公园。
“当时的剧院舞台上，已经铺了地毯，但我们这帮毛孩子不让去舞台上联，怕糟蹋坏了地毯。那时候剧团也穷，对舞台上的这块地毯很珍惜。没办法，一帮孩子就冬天的早晨去篮球场上练功。腰弯下去，手才接触到地面，立马被冻裂的地面将手粘住了。将手从地面撕开的时候，有时候手上的皮都被扯破了，小点的孩子就哭了，有点坚持不住了。大家就互相鼓励着，再难也要坚持过学员期。”
给明震玉印象深刻的，还有当时的伙食。“虽然在剧团里，也很难吃到大米，都是地瓜、老洋芋掺和着杂粮吃。这些东西吃多了，连排泄都困难。有的孩子蹲半天，蹲到腿都麻得站不住了，还是解不下手来。那几年困难时期的生活，想起来都后怕。”
曹文奎是当时这帮学员的老师，对这帮孩子很照顾，不管孩子们多么调皮，从来不打骂，而是一点点细心地带他们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尽管明震玉年已七十，还是不忘当初的这位老师。
明震玉的开蒙戏是《狮子楼》，当时他饰演武松。在打斗中，他的侧身空翻还没完全练好，从高处翻下来的时候是脸朝地，幸亏身边的演员们配合默契，顺势将他拉了起来。尽管有些纰漏，但这么小的演员能登台演出，观众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鼓励。
那次的开蒙戏，让他一生难忘。
“滇剧苗子”生生不息
短打、朝天蹬、劈叉……开蒙戏之后，明震玉明白了自己和真正的演员之间还存在了很多不足。从此，他练功更加刻苦，常常是学员们都去睡了，他自己还在练着。
之后的很多年里，明震玉不断登台，向观众奉献了了一出出优秀的滇剧演出，拿过不少大奖。在丰富的舞台演出和观众的掌声中，明震玉彻底脱去了身上的稚气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滇剧演员。因为身材瘦小，除了没饰演过滇剧中的弥勒佛外，什么角色明震玉都饰演过。
在多年的舞台生涯中，明震玉和当初的一帮学员都成了台柱子。而一批批新招收进来的“团带班”学员，又成了他们的师弟师妹、“徒子徒孙”。老师当初怎么带他们的，他们一样怎么带学员，一代代的薪火相传，使玉溪滇剧院的“滇剧苗子”生生不息。
“戏里人生”，是明震玉一生琢磨最透的几个字。演别人的角色，锤炼自己的心境；借别人的嘴巴，唱出自己的心得。人生的坎坷，让明震玉越活越明白，越活越通透，越活越精彩——
中国人都在遭受浩劫的那些年，滇剧也曾一度失去了观众。老艺人们受到了打压，让他们很心寒。台上没有了老艺人，他们这些年轻人被推上去，都成了台柱子。
“作为演员，不能离开舞台和观众，滇剧不能演了，就演其他的。”那些年，花灯、歌曲、话剧等等，只要不离开舞台，明震玉都去演，而且是认真地去演。在接触和演出过的各种剧种中，他既尴尬又知足，自言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其实，明震玉没说出他心底的最疼——作为一个演员，一旦离开了舞台和观众，他还有什么？他还能做什么？
浩劫之后，地方戏剧迎来了繁荣发展，玉溪滇剧院也得以恢复。对文化和艺术的渴望，让群众对新排出的《白蛇传》有了如饥似渴的追捧，每年演出100多场，还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。那些年，又成了明震玉最忙碌的时候。剧院演出满足不了观众需求，滇剧院就送文艺下乡，带着大篷车去农村演，所到之处，都挂起了阵阵“滇剧旋风”。
明震玉结婚晚，送文艺下乡的时候，孩子还小。而且当时的十场戏里，有九场他是主角，所以要不停地转换自己的身份和角色。六七十人的团队分成两个队开展送文艺下乡，每个队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。每次回来时，孩子都怯生生地喊他“叔叔”。每次听孩子这样喊，明震玉都很心酸。“但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比我小时候幸福，还有他妈照顾着。”每次，明震玉也只能这样宽慰自己。
转眼间，明震玉也像父亲当初那样苍老了，到了退休年龄。但他舍不得舞台，剧团也舍不得他，他又被返聘回来。其实，从12岁进入剧团，到现在已经70岁了，他一直都没离开过舞台和他的观众。
“带年轻人很好，我教他们传统技艺，他们带我出来‘玩’。”古稀之年的明震玉，通透得像个小孩子，没架子、没脾气；台上认认真真，一板一眼；台下活蹦乱跳，嘻嘻哈哈。“我微信玩得很溜呢，手机里保存了几千张照片，没事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”对自己的好学，明震玉很自信。（文/张 密 张 金 图/朱 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