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编室 《书·禹贡》云：“禹锡玄圭，告厥成功。”感应雷神王船山先生的“黄中”精神，先导范旭东先生的“永久黄”精神，一阳来复，“春风动雷雨”，复兴中华文化正道必然成功！
大约在明朝，有一支谢氏，从安仁县迁到长沙河西白泉里。其自称白泉谢氏。
因查范旭东的母亲谢氏、舅父、外祖父的史料，翻阅《白泉谢氏族谱》，无意之中发现一位乡村大儒谢德修先生（1877—1914），家在长沙伏龙山下（曾国藩墓附近）。他归天之后，门人私谥为“白泉先生”，而缙绅们私谥为“伏龙先生”。看到这种情况，让我产生了深入了解他的兴趣。
谢修德自幼聪慧，少负文名。到了20岁左右，放弃了名利追求，不参加科举考试，泛滥于诸子百家，钻研经世之学。稍后，转入程朱理学，严明义利之辨、人禽之界，由此一生服膺之，不为时俗所动摇。
他与湘潭李远樾志趣相同，成为了好友。听说李可宗信奉程朱理学，他与李远樾又去思贤讲舍求教。后来，李可宗在湘潭创办忏心书屋，谢德修也不畏严寒酷暑去访学。
他恪守礼学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追求一言一行都符合法度，以“守约”自勉，一度被人嘲笑。幸有兄弟、师友支持他。随着他的不懈修持，道德日升，学问日益，威名逐步传开，郑家溉、方表慕名而来拜访谢修德。
1905年，他按照母亲的要求，参加了科举考试，中秀才。不过，清朝马上废除了科举考试，使得全国儒家知识人“失业”。这个时候，向西方学习的风气弥漫全国，蔑视传统，崇尚西学，社会无序化，实力为上，被传统儒家知识人指责为人心向利、道德败坏。
如此转变，多数传统读书人无所适从，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，选择“躺平”，任由社会败坏。
谢修德在民众中间具有崇高的威望，也中过秀才，算是士绅阶层。他见此情况，深恶痛绝，要出来担当责任，扶植社会纲常：一是钻研学问、阐明正学正道，二是编书，三是参与社会公共事务，四是教书，五是示范礼法。
他经常闭门读书，日夜钻研学问，以求阐明正学正道，挽救社会。他编辑了《节录先儒学规》《校补洙泗渊源录》，还想编辑“湖湘渊源录”，以表彰湖南儒学道统。可惜，1914年，谢修德到长沙城内买书，忽然患病，不久弃世，其理想未及成。
祠堂祭祖，日期不合礼法，谢修德提出了修改意见，得到家族的认同。1910年，长沙闹饥荒，贫民四处抢劫。谢修德将家里的米，送给临近的贫寒人家，确保道德底线不被打破。他对于祭祀、丧礼，坚守传统礼法，排斥佛教，并亲自示范。
在当时，谢修德已是“名儒”。据说，当时的镇会票选议员，谢修德得票最多，可见其威望是公认的。
谢修德对待贫富、贵贱、智愚，一视同仁，表示尊重。其修为和学问，也受到各方的尊崇。他作为一位乡村大儒，在社会失序的时候出来扶植名教纲常，领导一方，尽到了应有的道义责任，是社会的中流砥柱。他的居所，曰守约斋。著有《守约斋集》。归天之后，门人私谥为“白泉先生”，缙绅尊其为“伏龙先生”，可见其学问、德行获得了各方的公认。
近100多年来，朱子的学问被人厌恶、嫌弃、鄙视。如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受到了否定性的批判。殊不知，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分两途，对于“君子”有要求，对于大众（小人）不做太多要求。朱子的宗旨是要约束士大夫、朝廷、天子，对于大众没太多的道德要求。宋徽宗喜欢花石，让官僚去搜刮，劳民伤财。宋徽宗若是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岂不是明君！
在今天，也许仍然嘲笑道德，以实力为尚。殊不知，人人不尚德，岂不是互害乎？人人不“守约”，不自治，矛盾冲突越来越多，官司越打越多，仇恨越来越大，还只能求助于道德、宗教。当然，让人人“守约”，克己复礼归仁，自治，既要有知识分子扶植道德，也要有制度上的保障。
近代以来，一味引进西方的法律体系、制度体系，毁灭中华文化，而不考虑是否适应中国社会现实，更不能认识到法律、制度需要内心的道德动力方可操持，一片混乱，于世何补？
道德是需要扶植的，而榜样是有示范效果的。《大学》云：“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偾事，一人定国。”且不说谢修德的父亲谢鸿恩，也是一位急公好义、扶植社会道德的读书人。一次，谢鸿恩看见一户人家的儿子暴打父亲，马上去反制，训斥儿子，事后，那位父亲告诉谢鸿恩，是他成全了父子的伦理道德。而在谢修德的影响下，其兄长谢基煇、谢基缔、谢基极走向了程朱理学，乐意扶植社会道德。
眼睁睁看着社会的道德糜烂，不出来担当责任、扶植道德，于心何忍？谢修德的努力，是知识分子的扶植道德，于今而言，仍有重要的意义。应当说，当今社会需要千千万万个谢修德这样的“名儒”。
黄守愚于阙一庐 夏历癸卯正月初七 2023年1月28日